日本兵口述張自忠殉國：被其神勇嚇呆 重慶晨報 編輯：王志菊 2010-08-27
第四分隊的藤岡一等兵，是衝鋒隊伍中的一把尖刀，他端著刺刀向最高指揮官模樣的大身材軍官沖去，此人從血泊中猛然站起，眼睛死死瞪住藤岡……”這是一名日本士兵的口述檔案，它記錄了抗日愛國將領張自忠生命中的最後時光。近日，北碚區烈士陵園管理所主任陳尚利說，這份珍貴的歷史檔案來自南京市檔案館，在張自忠犧牲70周年之際，它首度走出檔案館，現身張自忠將軍紀念館。
將軍英勇，嚇呆日本兵
這份源自日軍《231聯隊史》的珍貴檔案，以日軍官兵的親口講述，再現了張自忠以身殉國的全過程。
“當沖到距這個高大身材軍官只有不到13米的距離時，藤岡一等兵從他射來的眼光中，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，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。這時背後響起了槍聲，第三中隊長堂野軍官射出了一顆子彈，命中了這個軍官的頭部。他的臉上微微出現了難受的表情。與此同時，藤岡一等兵像是被槍聲驚醒，也狠起心來，傾全身之力，舉起刺刀，向高大的身軀深深紮去。在這一刻，這個高大的身軀再也支持不住，像山體倒塌似的，轟然倒地。”
陳尚利說，1940年5月16日，張自忠為國捐軀後，遺體當天晚上被日軍13師團草草埋葬在陳家集(現湖北省襄陽縣內)。18日，張自忠的遺體被找到，當醫療隊人員用酒精擦洗遺體全身時，看到他全身共負重傷7處，最重的是一處洞穿胸部的炮彈傷。
“隨後，將軍遺體被運往當時的戰時首都重慶安葬，路經宜昌時，十萬軍民恭送靈柩至江岸，其間日機三次飛臨宜昌上空，但祭奠的群眾無一退卻。”最後，日本飛機一彈未投，盤旋而去。（重慶晨報）
慷慨赴死易，從容負重難：抗戰之魂張自忠
來源：《文史精華》2009年第4期
“抗戰軍人之魂”一語，出自周恩來為悼念張自忠將軍所寫的文章：“其忠義之志，壯烈之氣，直可以為中國抗戰軍人之魂。”
張自忠是以上將軍銜和集團軍總司令身份為國捐軀的，是中國在抗日戰爭中，也是世界50個同盟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戰死沙場的最高將領。在張將軍戰死于棗宜會戰後4年——1944年，中國又一位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，在豫中會戰中撤退受敵伏擊而殉國。但因張將軍犧牲在前，更因為犧牲的極為壯烈，國人仍將張自忠列為“中國抗戰名將第一人”、“抗戰第一英雄”。
一、出身官宦家庭 秘密加入同盟會
張自忠，字藎忱，1891年8月11日出生在山東臨清唐元村的一個官宦家庭。
張自忠6歲入私塾就讀，3年後，父親張樹桂前往江蘇贛榆就任巡檢，把張自忠也帶了去。1905年，張樹桂因政績不錯，署理贛榆知縣，官晉五品。此時張自忠14歲，已長成一個英姿勃發且充滿正義感的少年。張樹桂見兒子長大了，又生性剛烈，就把他送回了臨清老家。張自忠回臨清不久，就從贛榆傳來噩耗：父親因病卒于任上。
父親病故，全家悲痛，張自忠更為自己沒有好好孝敬父親而難過。張樹桂故後，夫人馮氏就成了一家之主。馮氏雖沒有讀過書，但為人通達，處事幹練，治家教子都頗有章法。每逢冬春之交，青黃不接，心地善良的馮氏總是拿出糧食和棉布接濟貧窮的鄉親，深得鄉民愛戴。由於父親早逝，實際上張自忠的成長受到母親的影響更大一些。
1907年，16歲的張自忠由母親做主，與臨清縣諮議局議員李化南之女、17歲的李敏慧結了婚。夫婦倆育有2子1女，次子因傷寒病夭折。
1908年，張自忠考入了臨清高等小學堂。張自忠從懂事起就開始接受舊學的薰陶，父親的影響和學校的教育，都毫無二致地歸一於孔孟之道，因此，強調忠、孝、仁、義的舊道德，從小便在張自忠的內心深深紮下了根。學習之余，張自忠常借一些小說來閱讀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說唐》和《說嶽精忠傳》等古典名著對傳統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釋，關雲長、岳武穆和秦叔寶的忠義俠行和浩然之氣，令他心馳神往，由衷敬慕。
1910年夏，張自忠從高等小學堂畢業。次年10月，武昌起義成功，一時間，革命浪潮激蕩全國。這年冬天，張自忠考入了當時中國北方有名的天津北洋法政學堂。學校中的進步思想和革命氣氛令他興奮。在這裏，他接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。這些進步思想對他日後的成長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。年底，張自忠秘密加入了同盟會，親身投入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。
當時，濟南有一所“山東省法政專門學校”，校長丁惟汾是山東同盟會的負責人。1911年，他聯合各界進步力量迫使山東巡撫孫寶琦宣佈獨立。一時間，山東出現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勢。張自忠聽到這個消息，便由天津來到濟南，轉入山東法政專門學校，投身于山東的革命浪潮之中。
然而，武昌起義的勝利和山東的獨立只不過是曇花一現。袁世凱憑藉北洋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持，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，山東的獨立也被取消。隨後，袁世凱指派親信入魯捕殺同盟會員，革命黨人軟弱無力和慘遭殺戮的命運使張自忠意識到，要挽救民族危亡，僅靠坐在學堂裏埋頭苦讀或四處奔走呼號、鼓吹革命是遠遠不夠的，必須擁有強大的武力才有取勝的希望。經過深思熟慮，他毅然決定投筆從戎。後來的事實證明，投筆從戎的決定成為張自忠一生成功的起點。
二、投筆從戎 加入到馮玉祥軍中
1914年秋，張自忠到奉天（今瀋陽）新民屯陸軍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團車震部下當兵。不久被提升為司務長。1917年，到十六軍混成旅馮玉祥軍中。起初被派為差遣，不久升任排長。1919年被選送到軍官教導團學習，結業後即升任模範二連連長；以後繼任學兵團營長。1924年升任團長。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長。1927年4月被委任為第二十八師師長兼潼關警備司令。1928年兼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和開封戒嚴司令。1929年調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二師師長；同年冬原二十五師改編為第六師，任師長，後參加中原大戰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，西北軍餘部改編為國民政府陸軍第二十九軍，任該軍三十八師師長兼張家口警備司令。
張自忠雖出生於官宦之家，卻絲毫沒有富家子弟的嬌氣，在軍中吃苦耐勞，很快嶄露頭角。張自忠以帶兵嚴格著稱，訓練中特別強調“夏練三伏，冬練三九”。炎炎盛夏，他親率部隊進行赤腳行軍比賽，每人負重20公斤，並限定在上午11點至下午2點烈日當空的時候往返20公里。行軍路上，他全然不顧路上的荊棘和滾燙的沙土，總是第一個到達終點。寒冬臘月，平地積雪很厚，張自忠就下令部隊集合，官兵一律全副武裝，將棉褲卷至膝蓋上，不准戴手套；脫掉鞋襪，在雪地上行軍和跑步。
張自忠注重整飭軍紀。平時，如果部下有人違反軍紀，他就毫不留情，高聲斥駡，並予嚴懲。張自忠身先士卒，嚴於律己，生活中對部下極為愛護，關心部屬甚過關心自己。他堅持
和士兵穿一樣的衣服，吃一樣的大鍋飯，推一樣的光頭，並且一樣參加勞動，因而深得部屬的愛戴。
1927年二次北伐後，西北軍的實力得到擴張，成為蔣、馮、閻、桂四大軍事集團中兵力最為雄厚的一個。為削弱馮、閻、桂各系軍隊實力， 1929年1月1日，蔣介石主持召開編遣會議，規定全國軍隊的一切權力收歸中央；各軍原地靜候改編；各集團軍無權自行調動和任免軍官。這種做法引起馮、閻、桂各派的強烈不滿。遂組成反蔣聯軍，武力倒蔣。1930年5月，中國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軍閥混戰——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了，雙方投入的兵力高達130萬人。此時，張自忠任第六師師長，編入南路軍。 作戰中，張自忠勇猛果斷，指揮若定，顯示了大將之才。
三、二十九軍與張自忠的名字聲震華夏
中原大戰以蔣介石軍事集團勝利而告結束。馮玉祥軍事集團瓦解，西北軍許多部隊相繼投蔣或脫離西北軍，餘部約六七萬人，在宋哲元、張自忠、劉汝明等人的帶領下，退入山西，名噪一時的西北軍就此分崩離析。1931年１月，西北軍殘部被張學良收編，成為東北邊防軍第三軍。同年６月，改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。晉東南是閻錫山經營多年的地盤，二十九軍駐紮在此寄人籬下，軍費無著，窮困潦倒，士兵們衣衫襤褸，形同乞丐。一年多後二十九軍移防察哈爾，不得不夜間行軍，就是怕被人當做土匪。
1932年8月，在張學良的大力推薦下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主席。二十九軍在張家口擴編為３個師，軍長宋哲元，副軍長秦德純，參謀長張維藩，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，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，暫編第二師師長劉汝明。
1933年1月，日軍向山海關發起進攻，這是自1931年日軍侵佔東三省後進行的又一次擴張。3月9日，日軍先頭部隊攻佔喜峰口東北制高點孟子嶺，以火力控制喜峰口。喜峰口是河北省遷西縣燕山山脈的中段，是萬里長城的重要關隘，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衝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。
大敵當前，二十九軍被緊急調往喜峰口。軍長宋哲元特地委任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為前線總指揮，這是張自忠第一次同日軍交戰。二十九軍不是蔣介石嫡系，裝備很差。根據西北軍傳統，部隊給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。
二十九軍抵達喜峰口後，立即與敵展開激戰。日軍源源不斷增兵，三十八師雖然頂住了敵人的攻勢，卻未能克復孟子嶺高地。經過三天血戰，幾個陣地得而復失、失而復得，形成艱苦的拉鋸戰。日軍裝備優良，戰鬥力也很強。由於受到敵炮火的猛烈射擊，我軍傷亡很大。張自忠感到這樣與敵人硬拼消耗不是辦法，於是決定揚己之長，克敵之短——組織大刀隊對日軍進行夜襲。在他的動員下，很快一支2000人自願組成的敢死隊成立了。
當晚，三十七師一○九旅旅長趙登禹和副旅長何基灃挑選了500名大刀隊隊員，夜襲敵營。大刀隊分左右兩路，於3月10日深夜2時先後到達目的地。此時的日軍正蒙頭大睡。大刀隊如同神兵天降，撲向敵營，掄起大刀，橫殺豎砍。大刀隊在敵營英勇拼殺了近3個小時，打死500多名日軍。
日軍不甘心遭此痛擊，天剛亮，即組織反撲。雖然二十九軍的將士們給敵人以有力回擊，但因為雙方力量懸殊，在敵方的強攻下，我軍傷亡極大。張自忠感到這樣與敵人硬拼消耗終非善策，於是決定再次組織大刀隊對日軍實施大規模第二次夜襲。3月11日夜組織動用了4個團的兵力，左路由趙登禹旅長率兩個團從潘家口出擊，右路兩個團從鐵門關出擊。淩晨3時戰鬥打響，砍死200多敵人，燒毀敵軍車200多輛，繳獲野炮、大炮20多門，並把炮彈全部射向日軍陣地，炸得敵人血肉橫飛，防線被迫後撤15餘公里。二十九軍在喜峰口一帶固若金湯的防禦，使日軍士氣大跌，他們見雷池不可逾越，遂將主攻方向轉到羅文峪方面。
二十九軍在喜峰口與敵對峙達3個月之久。張自忠的三十八師擔任著全軍防守陣地的四分之三，雖然在對敵作戰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，卻大大挫傷了日本侵略者的銳氣。喜峰口抗戰
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打的第一個大勝仗，使日軍遭受了侵華戰爭以來的首次敗績。自此，二十九軍與張自忠等英雄的名字聲震華夏。
四、張自忠被懷疑為“漢奸” 萌發死志
雖然二十九軍在喜峰口獲得勝利，但蔣介石嫡系中央軍第十七軍的3個師在古北口卻相繼被打殘，日軍從冷口突破，造成中國軍隊整個防線的崩潰，30萬大軍敗于5萬日軍之手。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張學良引咎辭職，何應欽接任，於1933年5月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“塘沽協定”，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東三省的佔領，並將冀東、察東列為“非武裝區”，任由日軍進入。
長城抗戰以後，宋哲元帶領二十九軍回到察哈爾，此時正值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的民眾抗日同盟軍遭到蔣介石取締，不得不解散，於是全部被二十九軍收編。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，將二十九軍擴充為4個師，全軍6萬多人。
1934年，日本繼續在華北挑起事端。迫於日本的壓力，1935年6月10日，國民政府同日本簽訂“何梅協定”，同意國民黨中央軍、東北軍及黨務、特務機關從河北及平津撤出。6月28日，察哈爾地方政府由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出面，同日本東北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簽訂“秦土協議”，割讓察東六縣，二十九軍撤到張家口以南。
“何梅協定”簽署以後，中央軍撤出河北省，造成平津出現權力真空。這時漢奸糾集地痞流氓，打起自治的旗號公然向北平進軍，全國震動。此時北平周圍除了察哈爾的二十九軍，已經沒有中國軍隊，北平軍分會調二十九軍前來救駕，宋哲元在天津聞訊，立刻命令馮治安的三十七師強行軍趕到北平，又陸續將張自忠的三十八師調到天津周圍，趙登禹一三二師調往河北省中部，劉汝明一四三師留駐察哈爾，自此二十九軍控制了北平、天津、河北、察哈爾等地，宋哲元夢寐以求的地盤終於到手了。
二十九軍進駐平津，也是得到了日本華北駐屯軍的默許。日本為防止蔣介石收復東北，要求在華北建立“非軍事緩衝區”。經過艱苦談判，雙方協議，華北只留駐一支中國軍隊。日本人認為，西北軍長期受南京政府排擠，早就和蔣介石離心離德，最有可能培養成親日勢力。但是日本人顯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軍的民族氣節。8月28日，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、冀察綏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。
長城抗戰之後，日本為進一步侵略中國，竭力主張“華北自治”，妄圖製造第二個“滿洲國”，不斷地對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壓力。經過日軍、宋哲元、南京政府之間一系列的討價還價，1935年12月18日，終於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體面，又有一定“自治”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，宋哲元親任委員長，委員會裏西北軍、東北軍和親日分子三足鼎立。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日本人眼裏是華北自治政權，在南京眼裏是地方政府，算是對日本和南京兩方面都有了一個交代。這段歷史，被稱做“華北事變”。著名的一二•九抗日救亡愛國學生運動，就是為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而爆發的。
華北事變後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。
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，二十九軍迅速擴充為5個師，共計48個團，總兵力達10萬以上。其中張自忠第三十八師轄5個旅，兵力近3萬人。
1935年“華北事變”後，張自忠任察哈爾省主席，1936年兼任天津市長。蔣介石給二十九軍的訓令是，“忍辱負重”，不主動打仗，也不放棄華北，與日軍做長期周旋。可這支軍隊曾經浴血抗戰，一直視日軍為死敵。如馮治安師長，總想找日本人麻煩，一心想把事情鬧大，發洩心中的鬱憤。在全軍高級將領中，唯有張自忠不僅二十九軍官兵敬仰他，日本軍政要人也喜歡與他打交道。張自忠在華北危亡的複雜局面中，艱難維繫著苦澀的和平，不能丟中國人的臉，不能違抗中央的指令，還不能得罪日本人。對於一個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，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。
但是，張自忠的表現，使他的形象在外人眼裏逐漸發生變化。大家只是看到，第二十九軍全軍將士對日本人全都橫眉立目，唯有張自忠一人，竟與日軍保持往來！1937年4月，日方伸出橄欖枝，製造和平假像；日軍華北駐屯軍一反常態，主動和冀察當局改善關係，還邀請宋哲元、張自忠兩人訪問日本，參觀陸海空聯合演習。宋哲元不願去，於是由張自忠率領代表團訪日，受到歡迎和敬重。於是國內輿論沸沸揚揚，說張自忠與日本訂了“密約”，日本人贈其鉅款，還送給他一個東洋美人。實際上，據有關資料披露，張自忠在訪問日本期間，“言行謹慎，態度堅決，並多次對日方的不友好行為進行了抵制”。日本人為了離間，才故意放出“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效果”的謠言。抗戰結束後，從日本公佈的檔案資料看，找不到任何張自忠訪日期間有負職守的記載。
抗戰英雄張自忠，一晃竟變成了嫌疑漢奸！張自忠很清楚這樣做的結果，但必須還得去做，因為總得有人去做；他忍受不了也得忍，因為事關大局，只有忍辱才能負重。
對於張自忠全面的誤解，是盧溝橋事變之後。
1937年7月7日，日軍尋釁滋事，炮擊二十九軍駐守的宛平縣城，馮治安部奮起抵抗，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，日軍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，中國開始了為時8年的全面抗戰。
當時宋哲元於是年5月回山東樂陵原籍掃墓未歸。秦德純、張自忠、馮治安等聯合急電宋哲元，報告事變發生情況。後又派人赴山東請宋速返主持一切。而宋的態度是祈求“和平”的。7月１１日晚，宋哲元從山東返抵天津，認為“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，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，局部解決仍有可能”。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“應戰而不求戰”。根據這個精神，二十九軍各部都按兵不動。由於二十九軍在平津和日軍膠著對峙已經有兩年，其間衝突事件不斷，但都得以政治解決，因此從上到下都比較麻痹大意，對日軍的頻繁活動缺乏重視。另一方面，二十九軍將士也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，認為平津地區日軍以區區3萬人，斷然無法和10萬之眾的二十九軍對抗。實際上，日本政府已經作出了擴大戰爭的決策，與冀察當局的交涉只是緩兵之計，爭取時間增調部隊。宋哲元等對此缺乏清醒判斷，仍致力於通過外交斡旋解決事變，於是與日方簽訂了停戰協定。
至７月下旬，日軍陸續從國內和東北增調到平津地區的部隊，加上原來的駐屯軍，總兵力達到十幾萬人。２６日晚，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，限二十九軍于２７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，被宋哲元嚴辭拒絕。日軍先發制人，于２８日淩晨發動全線進攻，二十九軍倉促應戰，南苑的二十九軍軍部遭到日軍主力攻擊，副軍長佟麟閣、師長趙登禹陣亡，軍部直屬部隊和一三二師寡不敵眾，被擊潰。南苑丟失，二十九軍防線被攔腰砍斷，局勢非常不利。。
這時蔣介石發來電令，讓宋哲元撤到保定。在7月8日至28日間，蔣介石相繼給宋哲元發出5封急電，指示他速赴保定扼守。宋哲元是邊疆大吏，守土有責，不戰而退，輿論和國法難容；若戰，二十九軍命運不堪設想。走還是留，這無疑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——任何人都清楚，此時此刻，留在被日軍佔領控制的地方，進行善後維持工作，必定被全國人民罵為漢奸！
在宋哲元召開的高級軍事緊急會議上，在座的6人一言不發，氣氛悲憤、凝重。最後，張自忠站起身來。
宋哲元深知張自忠這一站意味著什麼，臨行時，他握住張自忠的手說：“藎忱，慷慨赴死易，從容負重難。我今晚就走了，讓你為難了。二十九軍現在戰線過長，你設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，為我們爭取到一個禮拜的緩衝時間，待我軍收縮集結之後，便可恢復有利態勢。”在七七事變前後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、北平市市長的秦德純在《我與張自忠》一文中也提到：“當盧溝橋戰爭經過二十餘日，7月28日我軍在南苑失利後，宋將軍即遵蔣委員長電令，赴保定坐鎮指揮。當時宋將軍寫了三個手令：一、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由張自忠代理；二、北平綏靖主任由張自忠代理；三、北平市市長由張自忠代理。一面電呈中央核備，並立即決定當晚9時由宋宅出發。臨行，張將軍含淚告訴我說：‘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，我怕成了漢奸了！’其悲痛情形已達極點。”
當天晚上，宋哲元留下4個團維持治安，帶著主力部隊悄悄地離開了北平，安全脫險。２９日淩晨，北平人民發現二十九軍已經拋棄他們退走了，而張自忠署名的告示四處張貼，勸告民眾各安其業，不要驚惶自擾。於是輿論大嘩，都認為張自忠做了漢奸，一時間舉國聲討。張自忠是一個自尊心、榮譽感非常強的人，這段時期的特殊經歷遭遇，對他打擊很大，從此萌發死志。
五、張自忠被韓複榘拘押 送往南京候審
二十九軍大部隊撤退前，張自忠給所部三十八師副師長及旅、團長們修書一封，說：“明奉命留平，暫離部隊，叮囑部下團結一致，在副師長率領下聽軍長指揮，堅決抗戰，努力殺敵。”張自忠僅指定副官、參謀、勤務等六七人隨他留在北平。
張自忠深知自己的特殊使命一時難以讓局外人理解。他不想向別人解釋，就是想說，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也是有口難辯！事實上，日軍在進入平津後，就大張旗鼓地與漢奸勾結成立偽政權，並多次軟硬兼施地要求張自忠通電反蔣、反共，這些都被張自忠一一拒絕。日本人並不相信他，派出不少漢奸、特務跟蹤他，想把他完全控制在日本的掌握之中。
張自忠一邊儘量敷衍日本人的各種要求，拖延時間，一邊加快了自己的行動步伐。他秘密下令開倉放糧，幫助戰亂中的百姓度過饑荒；他通過過去冀察政委會中的熟人和紅十字會，秘密轉移未撤出的部隊，掩埋陣亡將士屍體，分散隱蔽傷員，並專門接濟安置留平軍屬……
然而國人並不明真相，在人們眼裏，這是一個偽市長！“張自忠”成了成了叛徒、大漢奸、賣國賊的代名詞。1937年後
半年的報紙，多在痛駡他“賣國變節”，一律稱之為“張逆自忠”。那時的中國人，沒有誰沒罵過張自忠。一些大報用醒目的大標題配文，諷刺張自忠“自以為忠”，其實是“張邦昌之後”。 就連南京政府軍政部派駐北平的簡任參事嚴寬，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的電文中也說張自忠是漢奸。9月28日，《大公報》發表《勉北方軍人》一文，頌揚老將段祺瑞和吳佩孚，而把張自忠與漢奸殷汝耕名列一處：
在北方軍人的老輩中，便有堅貞不移的典型。段祺瑞先生當日不受日閥的劫持，輕車南下，以民國耆老死於瀘上，那是北方軍人的光輝。最近北平淪陷之後，江朝宗遊說吳子玉先生，謂願擁戴他做北方的領袖，經吳先生予以斷然拒絕。這種凜然的節操，才不愧是北方軍人的典型。願北方軍人都仰慕段、吳兩先生的風範，給國家保持浩然正氣，萬不要學鮮廉寡恥的殷汝耕及自作聰明的張自忠！
當年的《大公報》完全是民意代表，從不與政府保持一致，被視為社會的良知，公眾影響力相當大，其連連發文鞭撻張自忠，效果可知。
在一片痛駡聲中，張自忠始終緘默著，周旋著，估算著第二十九軍向目的地有序撤離的時間，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。8月7日，也就是宋哲元帶隊撤離的第十天，張自忠見延緩日軍一周的計畫業已完成，自己留在北平已無意義，便宣佈辭去一切代理職務，躲進了一家德國醫院。後他又化裝成司機助手，乘坐美國人的汽車逃到天津，與家人匆匆見了一面；再換乘英國輪船去青島，至濟南，企圖轉道南京。
8月9日淩晨，張自忠在煙臺一上岸，就被武裝押解到了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所在地濟南市。張自忠親耳在門外聽到時任山東省主席的韓複榘說：“他當他的漢奸，我救我的國，來見我幹啥？”面對過去西北軍老同事，張自忠不卑不亢地正色道：“我不是漢奸，我是抗日的軍人！請允許我給宋哲元將軍寫封信告知此事。”
“行！打電報快。”韓複榘倒是答應得爽快。於是張自忠當著韓複榘的面草擬了一張電文。
駐守滄州的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收到張自忠拍來的電報，深為張自忠蒙受不白之冤憂慮。立刻急電南京總統府，向蔣介石陳述原委，又火速派人到南京請馮玉祥、張治中二人向蔣介石直諫出面保釋。
張自忠被韓複榘拘押。韓叫來秦德純，另派一名大員，一同押解張自忠去南京候審。在韓複榘看來，張自忠的確是漢奸，必須懲辦。
張自忠被押上火車時，京滬各大報紙皆發電訊，報導“張逆自忠今日解京訊辦”，連車次也作了詳報，所以火車一進徐州站，秦德純忽然看見車站上圍了許多學生，打著白旗，上面寫的好似有“張自忠”的字樣，就勸張自忠到廁所躲一躲。張自問無愧，不肯，被秦推了進去，隨手把門鎖上。學生沖上車，咆哮著要抓“漢奸張自忠”，秦德純頗費一番口舌，才把憤怒的學生騙下火車。
這件事，對張自忠的刺激極大，讓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眾形象。
就在張自忠南下赴寧的路上，南京國民政府下達命令，以張自忠“放棄責任，迭失守地”，將其撤職查辦。
在濟南拘押期間，張自忠曾給同事和部下寫信說：“社會方面頗有不諒解之際，務望諸兄振奮精神，激發勇氣，誓掃敵氛，還我河山。非如此不能救國，不能自救，並不能見諒於國人。事實勝於雄辯，必死而後能生。”是從那時起，“死”這個字，就頻繁出現在他話語和筆端。
10月10日下午3時許，張自忠由秦德純等陪同，來到南京四方城拜見蔣介石。蔣已經聽過馮玉祥、張治中二人的諫言——“張自忠有勇有謀，更有將帥之威嚴，對部下以身示範，艱勞率先，且有謙遜之美德。這樣的良將苦撐華北，忍辱負重，置個人名譽於不顧，反倒被誣做漢奸，乃是天理所不容。”
蔣介石說：“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，我均明瞭，我是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一切統由我負責，你要安心保養身體，避免與外人往來，稍遲再約你詳談。”
秦德純問蔣介石對張如何處理，蔣介石說：“現在輿論反應很大，他的身體、精神都不好，先在南京休養一段再說吧！”
蔣介石的表態，讓張自忠大為感動，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，他含著淚對秦德純說：“如果委員長令我回部隊，我一定誓死以報領袖，誓死以報國家。”
秦德純北返後，經與宋哲元商議，立即以宋的名義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，請其准張自忠歸隊。但不見音信。二十九軍南撤後，被擴編為第一集團軍，宋哲元任總司令，馮治安副之。關於五十九軍軍長的人選，蔣介石曾考慮秦德純。但該軍是由張自忠一手訓練的，除了張自忠本人外，誰也帶不了。11月12日，上海淪陷，國民黨軍向西潰退，日軍跟蹤追擊，直逼南京。蔣介石批准張自忠以軍政部部附名義暫代五十九軍軍長。
1937年12月7日，張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五十九軍軍部。與官兵老部下見面時，張自忠只說了一句話：“今日回軍，就是要帶著大家去找死路，看將來為國家死在什麼地方！”官兵聽到這句話都哭了，張自忠也落淚了。 為什麼說得這麼狠？因為張自忠是不能打敗仗的！一個被全國罵為“華北頭號漢奸”的人，從一開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敗仗的權利，他只能勇往直前，痛擊日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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